吴序侬：台湾光彩促进会高级顾问，台湾两岸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原主席，参加过多届海峡论坛
台商吴序侬今年虽然年愈七十，但神采奕奕，思路敏捷，看上去年轻许多。一提及同名村活动，吴序侬感慨无限，打开了话匣。他直言，骨肉天亲，同气连枝，无论走多远走多久，都不会忘记回家的路。
早年，因彼时特殊的两岸关系，吴序侬1982年以港商身份赴厦门投资，和厦门建发一起投资厦门首个商品房项目，参与建设厦门第一栋24层高楼，开办厦门第一间卡拉OK、厦门第一家婚纱摄影机构。退休后，他变身为两岸义工，哪里需要招商，他积极牵线搭桥；哪里要引资，他召集台商一起去考察。回到厦门，他又成为厦门市泉州商会的高级顾问。荣誉会长、名誉会长、高级顾问……像这样的头衔，吴序侬有68个。在他的心中，这些头衔不过是为两岸交流披上的斗篷。只要能为两岸的友好往来添砖加瓦，他总是毫不保留。
以下，是他的口述。
根在大陆 常来常往
在台湾，有这么一句俗话：一府二鹿三艋舺。这“二鹿”指的是鹿港。我出生于台湾鹿港，我的祖先来自福建泉州，300多年前跟着郑成功的队伍迁移到鹿港。
今年是我第六年参加“同名村”联谊活动，组织了10位台湾乡亲到晋江东石寻根，受到当地政府和晋江市晋台民间交流协会的热情接待，血浓于水的亲情和深厚的文化纽带让我们乡亲越走越近。犹记得，第一次参加同名村活动是受蔡武璋先生所邀，蔡武璋比我大，1944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嘉义有一个东石乡，蔡武璋的祖籍地晋江也有一个东石，两岸同名村是同根村，更是同心村，犹如并蒂莲，胜似连理枝。当时蔡武璋是台湾“一国两制”研究协会理事长，我在协会里任高级顾问，于是，参加完海峡论坛主论坛后，大家就跟着蔡武璋先生一起去晋江东石“走亲戚”。当地乡亲的热情接待让我深受感动，随行台湾乡亲的感叹也让我感慨万分，“原来我们是从这里过去的。”“我们祖先来自这里。”回到老祖宗的地方，大家同讲闽南语，乡音亲切，手紧紧握在一起，有很强的认同感、归属感。
“三公宫，正月半；人点灯，恁来看；看什么，数宫灯……一盏游子思唐山，千盏灯，万盏灯，一半在台湾，一半在唐山。”这首闽南童谣，唱的是两岸东石共有的“数宫灯”习俗。虽然我的祖籍地不是东石，但自从参加同名村活动后，我开始频繁“走亲戚”，每年元宵节，我和蔡武璋一起到晋江东石镇嘉应庙祭拜。
走亲越走越亲，嘉义县布袋镇岑海里白沙村宗亲回到晋江市东石镇白沙村、基隆大岞村宗亲回到崇武镇大岞村、嘉义县溪口乡溪东里宗亲回到南安市石井镇溪东村……两岸同名村的背后，有着太多的故事。这六年来，我一直奔波在两岸，有时也会特地到台南，组织台二代、台三代到大陆来寻根，就是想让他们了解到自己的根就在大陆，同时，走走看看，也寻找发展的机会。参加同名村的，最年轻的十三四岁，他们主要是随着父母亲一起过来。每次组织活动，我都尽量组织一些首来族，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到大陆求学、工作，有的到福建高校任职。
在台湾，民众对神明从来不敢有片刻的相忘，事无大小都要求神明“指点迷津”，这是一个心灵的寄托，台湾的神明，根在大陆。故而，你会发现，台湾乡亲到大陆，拜神是第一件事，其次，联系乡情，第三才是考察市场。台南乡亲种水果、养鱼的居多，他们也会趁着海峡论坛来大陆寻找商机，不管投资大小，他们感觉到大陆是一个市场。
吴序侬（前排右三）与台湾乡亲到泉州东石寻根交流，图为他们参访东石嘉应庙。
我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
我前半生的人生蛮曲折的，2岁丧父，12岁时，母亲带着我到香港讨生活。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我在街边摆地摊读完大学，后进入香港《明报》工作，当了半年记者，在报纸上看到厦门成立经济特区的新闻，我做了一次改变命运的决定——到厦门去。
满怀激情、只身一人奔赴厦门后，我才知道得先成立一家公司才能投资。于是，我又回到香港，邀约五位广东籍香港人，在香港成立了香港宝顿投资有限公司。说实话，当时，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香港的大财团还没有足够信心，我们的股东实际上都是小啇、小贩、小生意人，大家抱着“吃螃蟹”的勇气来特区试一试。
1982年2月5日，经国务院、国家工商总局批准，香港宝顿成立了第一家外资公司驻厦代表机构，我也因此成为了厦门、乃至福建省第一位中外合资企业的“外方代表”。宝顿在厦门投资的第一个项目，便是兴建华侨新村。要知道，当时内陆还没有房地产的概念，城市的住房还是当地房管局配给。
十六幢商品房盖好后，毎平方售价400多元，一套房4万元左右，今天看起来很便宜，在当时，无人问津。厦门本地人很少有人负担得起，当时处级干部一月工资才105元。失败的现实给我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为了卖房子，我跑遍了东南亚，积极游说华侨，最终这些房子全被海外华侨买走了。十六幢房子卖了三年，说实话，那三年，压力很大，也没怎么赚钱，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海滨大厦是第二个项目，特区政府和特区管委会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在他们的牵线搭桥下，我们与厦门建发公司、厦门房地产公司一起合作、兴建一栋24层的大厦。彼时，厦门最高的楼是湖滨饭店，只有12层，我们立了一个雄心壮志，一定要盖出厦门第一高楼。就如当时兴建华侨新村一样，外界还是不看好，因为海滨大厦原址是一个自行车停车场，靠外面一点就是海了，地质条件特殊。为了保证周边建筑的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我们和施工方多次就地质特性和抽水技术进行探讨，我记得最深的一根桩打了49米，当时还没有机械化，我穿着运动裤、坐着篮子一路下到最底层。克服重重困难，1988年，海滨大厦终于盖好了，拔地而起，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海滨大厦都是厦门的地标，几乎每一次报纸、电视报道厦门面貌时，都会拍到海滨大厦。
吸取上次教训，楼还没盖好，我们就在思考出售问题。我是第一个到厦门日报登广告的人，第一版的广告语还是我自己写的，“地处滨海黄金地，饱览鹭江好风光”，一开始没获批，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然而，在特区那股鲜活的创新气息和开放精神的推动下，这句口号还是随着一张张新闻纸传至千家万户。建成之后的海滨大厦以分割出售方式卖给在厦投资的商人及海外华侨。一些大型本地企业争相购买。就这样，我们挖到了在厦门经济特区的第一桶金。
四十多年来，我亲眼目睹厦门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壮大成为一座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我见证了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我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能够为特区建设添砖加瓦，我心里面很自豪。
吴序侬（前排右一）当年参加海滨大厦奠基。图/梁伟
我在厦门扎下了根
刚来厦门的前几年，我一直住在华侨大厦，于这座城市而言，我是个陌生的过客。当我拿到那份沉甸甸的分红后，我第一件事就是买房，跑到厦门市东区开发有限公司，毅然决然地一次性买下几套房。我记得那天，工作人员在点钞机旁忙碌了整整一天，那沙沙的点钞声从早晨9点一直响到中午。这几套房，对我而言，不仅是物质的拥有，更是一种归属感的确立。在这片土地上，我扎下了自己的根，渐渐地，我的事业版图也拓展到浙江、江苏、重庆等地。
我有很多80、90后朋友，我常常鼓励台湾的青年们要与时俱进，台湾青年未来的商机在大陆，我希望台湾的青年们有机会多来大陆看看。在我看来，全大陆，厦门对台青的照顾最全面、最优惠，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还有一点建议，台青来厦门，第一站应该是让他们去打工，让他们进企业锻炼，从基层做起。台湾青年应该先就业，再创业，而不是拿着父母给的投资款，一来就创业，这样很容易失败，钱花完，再回去，影响更不好。每次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很痛心，故而，我也积极给台湾青年穿针引线，帮助他们在泉州晋江的知名民企寻找就业机会。
早年，由于当时台当局严禁商人赴大陆投资，刚到厦门闯荡时，只借着香港宝顿的名义，所以每当有人问起故乡，我都支支吾吾，从不说自己是台湾人。现在的我可以大方地承认自己是台商，但我更喜欢说自己是闽南人，因为早在1984年我就领取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对此，我感到自豪，我们是中国人。
由于家人都在大陆，鹿港老宅长期荒废，无人打理，我每次到台湾都住在酒店。有人问我，怎么不去翻建新房子。对此，我也询问过孩子们的意见，他们都不太赞成。是啊，过去日子很苦，空手从台湾跑回来，在大陆认祖归宗、发家致富。感恩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我受益良多，成为厦门开进口车的第一批人。
如今，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厦门，厦门养老生活很诗意，每天清晨，我沉浸在快步走的节奏中，一走就是5公里。日常生活中，我钟爱吟诗和歌唱，“台湾鹿港旧家乡，六十年来梦一场；故乡庭院今冷落，石埕长草已荒凉；离乡背井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两岸和平统一，台湾回归祖国。”这首诗写于2018年，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亲眼见证这个梦想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