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厦门大学，在一众嘉庚风格建筑群之中，囊萤楼的外观并不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全花岗岩结构的建筑主体搭配上“囊萤”之名，令这个建筑更具有古典内涵。借用“车（胤）夏夜以练囊盛数十萤火虫以照书”的典故，校主陈嘉庚当初为其取名“囊萤”，意在期盼青年学子能有刻苦求学之心。
这萤萤之光不仅照亮了厦大学子的求学之路，上世纪二十年代，三位年轻的中共党员更是在囊萤楼点起了革命之光，此后的百年间，越来越多的人从厦门大学出发，沿着这道光，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与革命精神带到全国各地。
囊萤之光点燃革命之路
1919年的“五四运动”既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还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就在同一年，陈嘉庚正筹备在家乡厦门创办一所私立大学，当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在集美学校的即温楼举行开学典礼之后，任职于厦大的哲学教员朱稳青就发起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此后一些厦门大学进步师生开始在校园内宣讲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其中开设的社会学课程之《社会学史要》便专门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然而这个新思想真正在厦门大学燃起火苗、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则是始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三位进步青年的到来。
在厦门大学革命史展览馆内挂着一张图画，一位青年人正伏案疾书，身旁的两位青年挥着手，似乎在热烈讨论着什么，他们所在的地方正是厦门大学的囊萤楼内的学生宿舍，而三位青年人则是罗扬才、李觉民和罗秋天。据《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组织史资料》记载，原先就读于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的李觉民在1924年便与党、团中央以及团广东区委取得联系，并在恽代英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团区委后补委员蓝裕业来到厦门，同李觉民一道建立起厦门第一个团支部，发展罗扬才、刘端生、罗贤开、罗调金等人为共青团员，此时李觉民担任支部书记。1926年2月底，团广东区委指派原来在广东大学读书的中共党员罗秋天到厦门大学读书，罗秋天同此时已入党的罗扬才、李觉民二人见面之后，在罗扬才的宿舍内，宣告中国共产党厦门大学支部成立，这也是福建省最早建立的党组织。
许多进步青年在厦门大学积极宣讲马克思主义思想时，一些来自台湾的学生也深受影响，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台湾的翁泽生便是其中之一。翁泽生的父亲翁瑟士本就是一位爱国进步人士，在家庭的影响下翁泽生一直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在前往厦门集美中学读书之后，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受到革命浪潮的影响，和厦门大学、厦门中华中学和集美中学里的台籍学生一同组成了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1924年，翁泽生考入厦门大学，在这里同样吸收了更多新思想和新思潮。其子林江所著《回忆我的父亲翁泽生》一文中提到，“父亲进入被誉为‘南方之强’的厦门大学读书，后来了解到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上海合办一所红色大学，即上海大学，父亲为追求革命真理，在厦大读了一学期后便投奔上海大学，就读于社会学系。”
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翁泽生特别喜欢听瞿秋白讲课，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同时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并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翁泽生和谢志坚、李晓峰、庄泗川等人根据党中央指示，以“回乡宣传队”的名义回到闽南从事革命活动，翁泽生同当时在厦门大学的中共厦门干事会负责人罗扬才联系，讨论具体活动安排，《回忆我的父亲翁泽生》中就提到，“经厦门党组织负责人罗扬才介绍，父亲结识了漳州进步学生王德、王占春和进步教师季竹安等，并以漳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为中心，领导学生和青年运动。年底，父亲在漳州秘密建立第一个共青团支部。”
翁泽生同时还是台湾共产党组织主要创建者之一，这个组织最初由在大陆接受教育的台籍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以及部分留日的台湾共产主义者组成，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一个照相馆里，台湾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除了翁泽生等人，中共代表彭荣也出席了会议，台湾共产党组织在领导台湾人民进行反日爱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厦门大学囊萤楼，福建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诞生地。
赴厦的台生与赴台的厦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长汀的厦大师生也准备返回厦门，他们面临了战后重建校园、保护厦大资产安全等繁杂工作，直到1946年7月全校行政机构及大部分教职员终于得以迁返厦门。在就读厦大的学生当中，台籍学生一直属于特别的群体，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许多台湾青年选择渡海到厦读书，据统计1921年底，在厦门读书的台籍学生就有90多人，1923年7月数量达到195人。《厦大校史资料》中记载：1924年，除了翁泽生之外另有何景寮、李思桢、王庆勋、陈庆雄、庄泗川、林炯亮、黄玉齐7位台湾青年到厦门大学读书，他们因为厦台两地地缘相近而选择厦门大学，也在此接受了新思潮和新思想，一些台籍学生还因此成立了进步团体，以支持台湾岛内抗日反殖民斗争，譬如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台籍学生李思桢、王庆勋与中华中学里的台籍学生郭丙辛等人创立了“台湾尚志社”，发行《尚志厦门号》，以后又以台湾学生为主体，成立了由两岸学生共同参加的“闽南学生联合会”和“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并发行《共鸣》杂志。
抗战时期,很多曾经在大陆求学的台籍学生通过各种形式加入到抗战的队伍里，譬如毕业于厦门美术专业学校的台籍学生庄五州曾经创作了大量抗日宣传画。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之后，陆续又有台籍学生报考厦门大学。据统计，从1945年到1949年，厦门大学招收的台籍学生约为50名。
1946年，厦大免试录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选送的公费生35人。
1947年12月，在台北的厦大校友一起聚会迎接新年。
《中国大陆高校境外生教育研究》一书中提到“1937 年厦门大学改为公立后，对海外学生文化程度未达到规定的可给予旁听和教师专门补习之优待，待提高后插入各系学习。凡不能用中文作答者，得免试国文及中国史，待入学后补习。”此举为台籍学生的就读提供了不少方便，1946年厦门大学还免试录取了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选送的35位公费生。
除了接受台籍学生到厦门大学读书，厦门大学方面也输送了一批毕业生到台湾，他们为台湾的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据统计在抗战胜利初期，厦大赴台毕业生约400多人，是同时期大陆各高校中赴台人数之最，其中1941年级至1945年级毕业生就有300多人。《厦大校刊》列举了部分赴台的厦大学子及其从事的工作：毕业生会计系林尔芬去会计处工作，机电系张汝湘、钱学新、许益鹤、章京南、章洪官、林颐璧等六名，去矿处工作；政治系林帼英，会计系陈人信等多名，去民政处工作；银行系邓添保等多名，去救济署工作。在台湾百废待兴之时，这批学生的到来为台湾建设注入了活力。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告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随着两岸关系进入新篇章，厦门大学与台湾之间的交往也愈加频繁，延续从百年前便开始的交流与合作。
